来源：中国经济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制定多种适宜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为西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1985年西藏开启了以“内地西藏班”为标志的智力援藏项目，因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这项政策被称为西藏孩子的“梦工厂”，培养了大量建设西藏的接班人。与此同时，为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获得更多更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西藏自治区实行少数民族“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高考政策，每年有一万多名学生录取到全国各类高校。西藏自治区长期采用“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2003年西藏自治区颁发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批转自治区人事厅等部门关于改革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制度意见的通知》（藏政发〔2003〕19号）是关于西藏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制度实施的第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西藏自治区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由“统包统分”向“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过渡，但由于西藏现代产业发展不足这一先天劣势，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导向难以得到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公开考录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西部志愿者”及“三支一扶计划”等为形式的政府就业，可以说是以公考的形式变相对大学生实行就业分配。随着西藏生源的高校毕业生总量增加，自治区内机关、事业单位等主要用人单位人员趋于饱和，难以大规模进行公务人员招录或增加就业编制，加之企业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依旧有限，西藏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的就业矛盾在加剧。
既有的关于藏族大学生就业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大学生就业态度、就业观念及就业能力等问题的探讨，普遍忽视了制度环境和文化心理对就业倾向的影响。本研究中西藏籍藏族大学生返乡就业这一集体倾向，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大学生自身社会认同的外现。当前大学生学习状态和与之相对应的就业政策，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强化着西藏籍藏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成为他们回归本土就业的引力和拉力。本文尝试运用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及本体性安全感理论，通过对就业行动中不同类型主体的观察与访谈，着重探析制度（政策）对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倾向的深层影响。
二、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西藏籍藏族高校毕业生就业倾向于本土的原因，通过分析被访者的话语透视其实践逻辑。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倾向于本土是一个共性问题，由于群体内的个体在生活阅历、学习经历、综合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因此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也可能呈现一定的分层，本研究用求异法原则，[1]努力去发现同一个主体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通过深度访谈、沙龙论坛和参与观察等形式收集资料，尽量把被访者放在主体的位置进行自我呈现和表达。采用“信息饱和度原则”[2]选择研究对象，当然，信息饱和在客观上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主要是以笔者的经验认知和研究目标所要求的饱和程度作为原则。根据“信息饱和度原则”的一般操作程序，笔者选定认为信息量最大的为第一人访谈对象（北京大学、内地西藏班插班生、城市，在藏族大学生人群中颇有代表性），待信息梳理后选择与第一人差异最大的第二人（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从没去过内地，农村，相对普通人群），第一人和第二人均选择在西藏就业，但行动背后的原因差异很大，学习经历、生活阅历是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根据这种差异性选择了第三人，进行信息梳理和归纳，依次类推直到第二十二人，之后几乎没有新的信息，基本达到“信息饱和”，笔者为谨慎起见，共访谈了25人。
以往研究中对西藏大学生的概念模糊不清，在本研究中，西藏籍藏族大学生是指出生在西藏、生源属于西藏的藏族大学生。根据内部差异性，笔者将其划分为一直就读于“西藏本地初高中及高校的大学生”、“本地初、高中+内地高校”、“内地西藏班+内地高校”、“内地西藏插班生+内地高校”共四类。
三、制度（政策）设计与大学生就业倾向
西藏享受国家多种扶持政策，也是受政策影响较大的地区，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倾向于本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制度设计的一种反映。“招生和就业是关联性紧密的制度”，[3]在此，笔者对高考优惠政策下的大学生学习状态、态度及与之相应的就业政策进行考察。
（一）现行政策框架下大学生学习、就业情境设定与行动取向
由于地理、历史、语言等因素，在面对统一的、标准化的高考制度时，少数民族相对处于起点低、底子薄的弱势地位。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家通过实施“差异性补偿政策”，保障更多少数民族学子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不断消除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该政策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在学业上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其制度增能的效应是显著的，[4]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扩充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它是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继续通过教育补偿这一路径，可以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笔者作为该政策的直接获益者，对此深有体会。
“在过去‘统分统包’的招生就业政策背景下，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与‘统分统包’就业政策保持‘对话’性关系”，[5]即保持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回流机制上的有效平衡，以此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西藏籍藏族大学生集体式返乡就业，很好地迎合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为西藏输入了大量建设现代化西藏的人才。“2016年，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提高到30.26%”，[6]根据国际上的一般划分，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至50%之间属于大众教育阶段，显然，西藏自治区已吹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号角，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是现实的需要。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当地培养的人才难以吸引到本土就业的困境，而在西藏，市场化就业模式当前较难被高校毕业生（包括家长）接受。近几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下大力气、多举并措，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选择市场就业、自主创业，同时为了拓展就业渠道，通过援藏机制鼓励大学生到区外就业，但目前来看，大学生对非政府就业外的就业模式偏好不明显。基于这一现象，笔者跳出大学生就业观念问题，以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在校的学习态度、学习状况作为着眼点，对非政府就业影响最大的就业竞争力进行了考察。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助长了功利受益者的侥幸心理和惰性心理，学生在努力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忽视了学习过程中学业成就的获得，与合作和竞争精神相悖”，[7]本文研究对象的所有被访者均对此认同。不少访谈对象说：“当前我们的择业取向主要还是受政策影响，即便很多优秀的藏族学生到了一流的大学，但是入学分数差距较大，一些工科学生因为学习吃力，毕业后所学专业不一定能用得上，况且回去考公务员是拿行测、申论的成绩说话等等。从大一开始就不会把自己和内地同学放在一个竞争平台上，虽然在同一环境学习，但会觉得自己将来和他们不用一起竞争。”
如他们所言，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大学生入校后很多人的目标仅仅是不挂科、顺利拿到学位证，而对成绩排名、奖学金、实习经历以及相关资格证书较为漠视，甚至有的学生以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基础较差，高考享受的是优惠政策等理由希望学校降低及格线和一些硬性标准，使优惠政策从入口环节延伸到出口环节。有的存在认识误区，导致弱化专业、缺乏规划、不注重培养自身综合能力等倾向，以致从基础性的差距累加为专业性的差距，未能充分运用大学中的宝贵资源提升自己，缺乏把政策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导致就业竞争力较弱。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预言的实现：我起点低、有“出路”—不积极参与竞争—就业竞争力偏弱—更倾向于回乡参加“公考”。同时，所在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因为你入学成绩起点较低，学习上对你可以更宽容”的观念，在笔者看来，这不是歧视，而是对长期受惠于政策群体的一种正当理解，成为一种标签化效应。在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集体访谈上部分藏族学生认为：从小到大的参照群体仅指向内群体，这种参照群体的界定看似是求得自我安慰的一种策略，实则是政策背景下的自我预言实现。
在与就读内地高校的18名学生的个案访谈中，他们均表示“因为入校时差距较大，所以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因为我要回去工作，不用和他们一起竞争”。以“起点不同，出路相异”作为情境设定，在大学期间依据政策区隔建构参照群体，缺乏主动参与竞争的动力，不把同班内地大学生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而是建构一个“群体内参照群体”，变相形成一种校园“二元结构”。[8]
（二）透过“他者”看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政策对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其他藏区藏族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和倾向是比较多元的。在问起被访者学校里来自其他藏区的藏族大学生的就业去向、择业方式等时，他们给出的信息是近90%的人会选择考研，或者努力留在所在高校的城市就业。其他藏区的藏族大学生所享受的相应的优惠政策较少，更注重寻求个体的向上流动，以考研或在大城市就业为主要意向。其他藏区的藏族学生有一定比例是来自于非藏族聚居区域，相比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在就业认知上显得多元且具有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可见，政策对西藏籍藏族大学生的就业倾向有显著影响，“在本土就业”这种集体倾向并不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而是来自同一区域、享受同一政策群体的政策烙印。
（三）政策对大学生就业倾向的影响及内部存在的差异
访谈中研究者设计了“如果没有公考式的就业政策或者说每个人考上的概率非常小，你会怎么样？”这样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能再次检视政策对这一群体就业倾向的影响。他们认为：“当前政府每年提供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就业岗位还比较多，大家稍微努把力就能考上。如果没有这种政策优惠，情况和别的省市差不多，那还是会考虑去内地找工作。”同时，他们还担心，近两年公务员越来越难考，觉得现在要把握好机会，如果在内地工作几年再回去考，就业政策可能变化，自己就会有危机感，毕竟目前当地公务员很有吸引力。而且大学生通过“公考”成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概率比较大，公务员的稳定性对大学毕业生有一定吸引力，加上西藏属欠发达地区，“嵌入式”而非“内源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自生能力和竞争优势，市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不足。在西藏，以党政机关为主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单位及从业人员比重高，也成为大众认同感较高的职业，这成为他们“回归本土”就业的主要动力。认为与其在区外辛苦打拼，不一定会成功，还不如回去就业。因此，在大城市的“漂”与小乡镇的“稳”之间，理性使然选择后者。同时很多大学生表现出较强的恋根情结，表示自己可以在内地待几年，但不愿意在内地长期工作。他们注重“归根”，西藏自治区每年举行的选调考试是从基层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中进行选拔，这成为他们暂时到条件艰苦的乡镇工作的另一个动力，而如果选择“漂”在异地，就很难找到“归根”的支点。通过访谈了解，很多人的职业目标是稳定有保障的公务员，因而倾向于本土就业。当每个个体都追求理性与利己时，往往导致集体层面的非理性结果而造成“集体行动困境”，[9]即扎堆式返乡就业—就业吸纳力低—就业压力大。
在谈到“如果在西藏公考政策完全被取消了，你们是否能接受？”这一话题时，回答是不一致的，出现了群体内的差异。来自于内地西藏班（高中阶段为插班生）的藏族高校生表示能接受这种变革，认为从长远来讲这样的转型是积极的，大学生自身也会因此做调适，他们几乎都说到了同一句话—“人都是逼出来的”，聊到大城市里的“蚁族”时，他们表示：“觉得他们有梦想，敢于挑战敢于闯，当然前提是他们的就业压力大，也没有我们这种就业政策。如果当我们也遇到类似的就业困境，可能也会那样。”而一些现就读于高职或普通高校，上大学前一直就读于西藏区内的初、高中被访者表示不能够接受那样的现实，认为经过内地西藏班的选拔竞争、高考的筛选机制，他们原本处于相对落后的受教育水平，对自我的认知是综合能力不及内地西藏班的学生，且他们当中的多数从未离开过西藏本土，区外的城市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因而自信心不足。
当前的就业政策一方面对大学生顺利就业提供了通道和便利，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被动的影响，政策把他们“保护起来”，在对这样一个政策的评判上，群体内部具有差异性。一般来讲，就读于区内的大学生对这种政策更有一种依赖感，他们一直生活在“一元”的环境中，除了“公考”，没有更多的就业成功案例，这对他们的就业认知影响很大，更显“公考”这种就业渠道对该群体的“正确性和唯一性”，对现行“公考”政策高度认同。相比而言，来自内地西藏散插班的藏族大学生受就业政策影响要小一些，这类群体对就业大企业感兴趣，对“区内公考”不太倾向，即使参加公考，目标指向也非常明确，他们不愿意去位置偏远及县级以下基层单位。
大学毕业生对现行就业政策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倚赖。长期以来的分配政策使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倾向于本土成为一种习惯，习惯的倾向使行动者偏向于选择根据他们的资源和过去的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根据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感理论，区域化和惯例化保证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存在，本体性安全感来自既有的就业模式、就业政策。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的本体性安全感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人文、环境、习俗等，是一种本能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两者在多数大学生身上具有交互性、重叠性。
四、结论与讨论
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集体倾向于本土的原因，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是政策因素影响下大学生的“自我预言实现”的表现，政策成为他们“本体性安全感”的存在之一，现行就业政策作为一种核心拉力“牵引”着他们倾向于本土就业。“回乡就业”是共性表现，但群体内部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即一直就读于西藏本土学校的大学生由于更劣势的文化资本，使他们的择业观念中难以形成去区外就业的观念，就业观显得更为单一、保守，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每年两次的“公考”上，对此有很强的依赖性，对“区外就业”这一问题很少加以考虑。而一直就读内地的藏籍大学生，他们的就业观显得较为多元化，也敢于尝试在内地的企业投简历、参加面试等，但多年的异地生活经历和长时期的亲情缺失，“家”、“家人”和“家乡”在他们的概念中显得格外重要，认为应当还乡慰亲，这部分的族群认同感比较强，除了原生性的族群情感，还显现着一种责任意识，能反映出这类群体在政策投射下实现着“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的自我预言。这类群体中的插班生对就业政策的依赖程度相对低，其中一些人想在内地闯荡几年、积累经验、学习新理念，但现行就业政策具有诱惑性，使他们难于放下目前“好时机”，同时也顾虑将来的种种不可预见因素等；那些仅在本科阶段才踏出异地求学之门的大学生的文化资本基本处于前两者之间，由于他们内地学习生活的时间短，文化隔膜和文化紧张在这一类群体上比较明显，面对不一样的环境、观念、习俗等，存在一定的“适应障碍”，这种不适应性强化着他们本土就业的倾向。
随着西藏高校毕业生人数的累计增多，行政事业单位就业岗位的减少，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未来几年事关西藏民生、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就业实现全面市场化将会成为趋势。从2012年起，西藏自治区政府开始推出系列区外就业政策，但在笔者访谈的大学生中很多人表示对此不了解或不感兴趣，这也说明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
在进行因素影响分析时，发现这种返乡就业的集体倾向，既是大学生、家长和政府的一种自我预言实现，又是大学生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看来，能够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正是制度；按照莫顿的观点，只有通过制度的变迁才能冲破这种恶性循环。对此，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构建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对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就业需求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精准化、差别化地、稳慎地推行政策改革，注重政策协同创新。笔者在与多个大学生访谈过程中，他们一直提到因为西藏籍藏族大学生区外就业的人少，可供学习借鉴的少，所以心里很没底。大学生就业过程理应成为一个人才流动的过程，但在西藏地区，人才流动模式更多是单向的，流进的多、流出的少。毕业生区外就业的成功典范少，未形成规模效应，使家长和大学生自身对此顾虑颇多。美国学者顾得曼认为，同乡情感与组织之所以如此显著与持久，是由于应付城市经济与政治变迁压力时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实用性。植根于地缘认同上的同乡情谊和源自共同的乡土意识和互助互利是我国都市异乡人的一个重要的生存策略。”[10]在异地“地缘群体”的形成能够很好地促进流动性就业，而目前这种“地缘群体”在内地还处于缺失状态。
基于访谈资料凸显的几个问题与顾虑，笔者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未来将区外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能进能出”的人才流动机制，如在内地就业满5到10年的优秀往届生可以人才引进的形式引进到区内就业，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态度，使他们“专于学业，精于专业”，同时满足“归根”的心理需求，从而改变西藏未来的就业（人口）流动模式，并形成良性的流动就业的“磁场”。这些人带着内地发达城市的就业经验、生活阅历、先进工作理念和多元文化意识回去，很可能会成为本族民众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未来文化和谐共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更会带动年青一代走向大城市积极参与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出“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就业”，[11]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族群人口进行跨地域流动对一个国家民族团结、多元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跨地域性就业模式必然会成为未来西藏高校毕业生的一种选择。
CONTENT END
